人民币国际化的超级死胡同

此前，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曾曝出洗钱事件。尽管中国银行自己也在不久后做出了回应，称“友汇通”是一款被报道的金融创新产品。友汇通是金融创新还是漏洞？

在我看来，中国银行的洗钱可能很严重，但有没有违规，那是肯定的。但这引发了另一层担忧。

截至2012年，在资本项目开放所涉及的7大类40个子项目和11个大项目中，中国仅有4个项目不可兑换，占比10%，主要涉及非居民参与在国内货币市场和基金信托市场。以及买卖衍生品。可转换项目22个，占比55%，主要为债券市场交易、股票市场交易、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金交易四大类。基本可转换项目有14个，主要集中在信用工具交易、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清算。完全可兑换的物品为 0 件。

这意味着人民币资本的控制程度还是相当高的，虽然人民币和金融业务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，而且随着自贸区等关键环节的推进，已经成为重要的一环的中央政策。 ，但在友会通等问题上，政策依然没有松手。

在外媒的褒奖中，应该冷静地看到，尽管有第七大结算货币的称号，但在全球支付结算中的份额仅为1.4%，而美元为4%< @2.5%。鉴于许多交易仅在中国公司及其香港子公司之间进行，人民币与其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应有的国际地位相去甚远——只是一个花瓶。

原因很简单。国际货币依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贸易逆差。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中国出口回收的货币，这让其他想持有人民币的主权国家无所适从。

这是国际货币领域的一个难题：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，需要满足一个最基本的条件——发行货币的经济体必须处于贸易逆差的状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使货币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注入流动性，并被国际资本和政府持有。但另一方面，要保持全球对储备货币的信心，也需要货币发行国继续保持经常项目顺差。

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，两者不可能同时发生，所以称为问题。这个问题在国际上被称为特里芬问题。

因此，人民币国际化，逆差是前提。但在目前中国贸易顺差较大的情况下，人民币有顺差和升值，仍想成为国际储备货币。显然，没有人真的想和你一起玩。难道说这么多年的人民币国际化只是虚张声势？

看来，国际储备货币在享有独特权利的同时，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。既然如此，美国是如何把美元变成国际货币的？

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种类繁多。在这场国际金融混战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处于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强大货币，一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。在美元国际化进程中，有3个重要的国际事件对美元“走出去”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第一个事件，1944年7月，是《布雷顿森林协定》的确立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。包含两个基本要素：一是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兑换；二是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制度。这意味着美元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，可以取代黄金成为国际支付手段，从而确立美元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金融领域的中心地位。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国际活动。

第二个事件，“马歇尔计划”。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计划，又称欧洲复兴计划。彼时，欧洲经济濒临崩溃，食品、燃料等物资极为匮乏，需要进口远远超出其承受能力。如果没有大量的额外援助，就会出现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。为此，美国向欧洲拨款超过130亿美元，其中大部分是赠款。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该计划的实质是美国向欧洲投入大量资金。这样，欧洲就可以在不出口商品的情况下免费使用美元。

第三个事件，WTO协议的出现。 1947年10月29日，美、英、法等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。逐步降低关税等贸易壁垒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性待遇。战后贸易的增长对美元追求全球货币霸权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简而言之，美元国际化的三部曲可以概括为：第一步，《布雷顿森林协定》——各国央行达成“君子协定”，达成共识；第二步，“马歇尔计划”——美国大手笔出口货币；第三步，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》——消除贸易壁垒，促进美元升值。

美元的这三部曲巧妙地避免了特里芬提到的国际货币的固有缺陷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，美国一直有经常账户顺差。即使顺差的规模很小，比如最多在GDP的2%以内，由此可以看出，出口美元本身并不一定需要贸易逆差。美国将美元推向世界的主要渠道是对外援助、军费开支等资本输出方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可以保持顺差。

特里芬困境可能是非常可预测的。作为一种国际货币，它确实是矛盾的，那么它可以完全不可调和吗？两者都不。如果事先确定了国际货币，那么该国际货币可以通过对外援助或资本输出来实现货币的输出，而不仅仅是通过逆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特里芬困境有一个解决方案。和美国一样，那个时候人是过剩的。

看来特里芬的精髓不在这个地方。

在这个今天看似司空见惯的内容背后，其实特里芬困境刚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专门针对的，也就是当时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。在这种固定汇率制度下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，得到美国政府承诺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随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。美国确实通过马歇尔计划、国防开支、购买外国商品等方式向世界输出了大量美元，保证了体系中美元流动性充足。在这一点上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，特里芬已经预见到一个瓶颈：从 1959 年开始，流通中的美元已经超过了支持它的黄金数量。这导致黄金的市场价格超过了每盎司 40 美元的价格，超过了美国承诺的 35 美元。美国此时若想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，只能通过减少自身国内赤字支出来提振美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势必会影响美国国内经济，这在不断扩大的美国经济中是不允许的。

这就是特里芬问题的本质。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，在后续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中，美元还存在特里芬问题吗？

我们来看一个数据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浮动汇率时代，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。这个数字非常有趣。在 1970 年代中期，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浮动汇率时代时，它在 75% 左右。然后它在 80 年代暴跌，直到 80 年代后期只有 50%。但到了1990年代又突然回升，一度回到70%以上。 2000年后又开始下降，后来达到60%左右。

为什么这些数据会这样变化？ 1980年代的暴跌恰逢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，美元受到挑战。美元为何受到挑战？还是与当时美国贸易经常账户的恶化有关。但奇怪的是，1990年代，美国的经常账户也不断恶化，一直处于逆差状态。但 1990 年代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。我们认为，与该数据高度相关的美元指数实际上与该数据完全脱节。

显然，在浮动汇率时代，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世界升级了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周期：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货币的发行国，有义务维持世界贸易的货币需求，要持续保证供给美元钞票在世界市场上。很多国家，尤其是亚洲国家，都把本国企业的贸易顺差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，现在大部分国家都用这些美元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、股票等，让这些美钞回归美国。这是美国外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。这也是美国贸易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的真实写照。

所以按照这个推论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，如果你想成为一种国际货币，你仍然面临着一个困境，但这个困境与特里芬的初级形式相比已经升级了：美元越垄断，它就越国际化——各国持有的美元越多——意味着美国对外负债和赤字越多——对美国经济越不利——美元价值越走弱——导致持有美元资产或美元债权越不值钱，贬值。

这是浮动汇率下国际货币的困境。怎么做？要解决这个困境，我们必须使货币多样化，或者干脆搞出一种超主权货币。只有美元不能单独作为国际货币实施。

这个结论对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重大。

第一步：即使中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，仍然可以实现人民币的全球化，因为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是从美国和欧洲获得的，但别忘了中国的贸易与亚洲是逆差。由于当前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市场是买方市场，中国在与亚洲地区的贸易中具有很高的主动性。我们可以通过要求从亚洲地区进口的人民币支付，首先将人民币推向亚洲地区。这一步正在进行中。 .

第二步：即使接下来要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，中国也不一定需要经常项目由盈转亏，继续保持顺差是可以实现的。人民币可以通过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的形式实现，一开始就参照美元的国际化。此时，特里芬的困境在我们的人民币中并不明显，但我们不得不担心我们庞大的外汇储备贬值。

第三步：放眼更远的地方，人民币越国际化，这个问题的升级模式就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人民币上。到那时，我们可能很高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，但我们也必须承担一个巨大的责任：跨境结算资金必须能够自由流动，人民币在升值的过程中必须偶尔贬值。偶尔。

跨境结算，开通资本账户。然而，就目前而言，谨慎情绪仍占主导地位——中银友汇通事件本身就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论点。对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来说，循序渐进的方式是最合适的。